鄭先生最後那句話——「每一個人的錢都是辛苦錢」——讓我一個中午都沒有睡好。大筆趣 m.dabiqu.com

    這句話對嗎？

    我眼前突然浮現一幕，我與陳總曾經的對話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陳總跟我感嘆，他跟街頭炒粉的是一回事。

    我問：「為什麼呢？」

    他說：「炒粉的清早就要起來，很晚才能收攤。我也如此啊，每天清早就來，經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。哪個決策失誤，少則幾十萬，多至幾百幾千萬打了水漂。

    炒粉的最多是這一天少賺點，不會去討米。干我們之一行，決策失誤，有些人最後真的當了乞丐。」

    是啊，克魯茲家族可以一擲千金，但不可否認，他們的錢也很辛苦——辛苦不僅是指體力，還指腦力。

    我必須改變對羅生那種人的同情。羅生是因為懶，如果他願意辛苦，就不會住茅房。

    克魯克要求有一個明顯的預期，他的說法並沒有錯。

    我從床上爬下來，邊想邊寫下我的一個三個標準。

    然後，改了又改，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語全劃掉。再撥通鄭先生的電話，了解克魯茲以前的身體情況。

    思考良久，才寫下了三條具體標準：

    初愈：可以下床活動。

    鞏固：可以生活自理。

    恢復：可以回大學任教授，出國，達到中毒之前的身體狀態。

    我把這幾條寫完，覺得真的有些累了。

    上床睡覺！

    下午三點，鄭先生來到房間。和我交流了一會兒。然後提醒我，記得帶上護照和身份證。

    我們走出賓館，坐上來接我們的小車。

    到了克魯克家，我仍然像上午一樣，扎針，拔火罐，給克魯茲服中藥。服完中藥，我沒再給克魯茲按睡眠穴。

    而是向克魯克表達了如下意思：

    派人記錄克魯茲的睡眠變化情況。我好對比藥物起到的功效。克魯克對站在一旁的菲爾叮囑了一遍。

    回到大廳，我把治療的三個步驟，達到的目的，需要的金額跟鄭先生說了。他向克魯克作了翻譯。

    克魯克說了一句話，鄭先生翻譯過來就是：「二十分鐘後回答我。」

    克魯克家族成員起身，一齊走向另外一間房子。

    鄭先生對我說：「我也跟他們提了要求，如果同意方案，他們必須另外尋找一個翻譯。因為我不可能長期呆在這兒。」

    我點了點頭，理解鄭先生的決定。他作為一個商人，同時作為一個會長，社會活動家，他有很多事情需要處理。

    鄭先生繼續道：「當然，我也提出來了，新請的翻譯最好是華人。如果是近十年過來的大陸人則更好，那樣，你們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，能更好地溝通。」

    我說：「你想到非常周到。」

    我們聊完了，一起在等待着他們商量的結果。

    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兩人都有些緊張。

    我的緊張是，他們覺得我要價過份，要與我討價還價。我還真不是一個生意人。

    更擔心的是，因我性格中含有某種衝動成分，是否會做出某種不恰當的舉動來。比如，他們把價格壓到四五百萬，我會不會一氣之下放棄治療。

    因為他們前期可以花五千萬，勞而無功，克魯茲越治越差。而我要一千萬，他們又覺得貴了的話，我甚至有理由懷疑，他們是裝出積極為長兄治療的姿態。實際上是拖延治療時間，就等着克魯茲離開這個世界。

    鄭先生不說話，我估計他有些顧慮——生怕在這個時候，克氏家族節外生枝，讓他一片好心付之東流。

    二十分鐘過去，他們仍然沒有出來。

    鄭先生看了看手錶。

    我也掃了一眼客廳那座立式擺鐘。眼睛離開了擺鐘，耳朵卻在捕捉「卡嚓、卡嚓」的聲音。

    這時，菲爾出現在我的視線中，她做着手勢。我進房間給克魯茲拔了火罐，回來坐下。

    克魯克終於走了出來，邀請我們進去。

    在一間類似於書房的房間內，有一張大書桌，書桌上擺着一張已打印好的文件。桌前擺着兩條高大的，類似於國內太師椅一樣的座椅。

    克魯克做了一個手勢，示意請坐。

    我和鄭先生坐在文件前。我猜測是一份合約，便用眼睛詢問鄭先生。他沒有反應，而是在認真地閱讀。

    克氏家族成員站在我們身後。

    鄭先生屏心靜氣，一字一句地讀完。

    然後側頭對我說：「文件的內容是按到你提供的三條標準起草的。你不懂英文，我解釋一下，這個文件很簡約，也沒有治療失敗，追究你負責的附加條件。

    這在菲國已經相當寬鬆了。我以人格擔保，你可以放心簽署。他們是甲方，你是乙方。他們三人都簽名，按上了藍手印。你在右邊簽名，按印就行。」

    我完全相信鄭先生，一筆一划地寫下了「萬山紅」三字。

    鄭先生提醒我，一式三份。

    我在三份文件上籤下名字。

    他再提醒我，把身份證和護照交給菲爾。菲爾複印了之後，把它們貼在文件的最後一頁上。然後交一份給我，一份給鄭先生。

    鄭先生提醒我，現在去客廳，將有個簡單的儀式。

    我們一起步入客廳。桌上擺着兩杯雞尾酒。

    克魯克端起酒杯，我也端起酒杯。

    他說了一句話，鄭先生站在旁邊翻譯：祝我們合作愉快。

    雙方把杯子一碰。一飲而盡。

    這種禮節對我來說怪怪的，這不是商業合作，而是治病。難道簽訂一人治病合約，也要喝酒慶祝？

    後來，我慢慢懂了這種契約文化，簽約就是一種合作，不管合作的內容是什麼。

    大家坐下，克魯克朝着我說了一大串。鄭先生告訴我：「為了方便我治療，也為了感謝鄭先生。他們已在馬尼拉聘請了一名華人翻譯來接替鄭先生的工作。這名翻譯，明天上午可到。」

    我點點頭，表示知道了。

    合約終於簽就。酒也喝了。我們鄭先生離開克氏別墅。

    回到房間，鄭先生說：「既然他們請了專門的翻譯，那我明天上午與翻譯見面後，就準備回宿霧。」

    我有些不舍，鄭先生多好啊，我對我有所了解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能給我中肯的建議。他不是一個翻譯，而是我在菲國的主心骨啊。

    於是，我試探着問道：「新翻譯是個什麼人？」

    他搖了搖頭：「在這裏不興打聽的，所以，我和你一樣，目前一無所知。不過，我們之間可以多溝通。你隨時都可打我的電話。我渴望克魯茲好起來。」

    我有些動情地說：「我心裏有些難過。」

    他說：「萬先生，你要相信克魯克是一個好人，他沒有什麼壞心思。這樣吧，起居仍然由何雲照顧你。在這裏的一切，你大可放心。」

    鄭先生也要休息。我起身送他。一直送了很遠很遠。

    說句內心話，就像小時候我娘去我外婆家一樣，我望着她的背影，希望她儘早回來一樣。我對鄭先生的離去，也一樣依依不捨。

    人，都有脆弱的時候。特別是在異國他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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